所吸引，好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！像极了高中时的志远，心里不禁一动。详细看去，才知道他叫熊倪，那时大约十四五岁，1986年参加全国跳水冠军赛，一举夺得四项冠军，随即被选入国家队。1987年熊倪首次参加国际比赛，便夺得冠军。
我端详着画报上熊倪的彩色图片，是如此的帅气逼人，身体渐渐有些躁动，可谓垂涎欲滴了，我想，这是“恋”了，精神病发作了，治一治罢。
我把皮圈——用自行车内胎制成的，套在手腕上。像我这样病入膏肓的人，像皮筋怕是不管用了，重病须用猛药，方能奏效。
我一边看着熊倪的图片，一边把皮圈拉的长长的，然后，猛一松手，皮圈弹回去，皮肤立即出现一道凸出的红印，钻心的疼痛。我闭上眼睛，想象着熊倪的样子，在出现好感时，马上拉动皮圈，又是一阵巨痛，为了治病，我强忍着，如此三番五次，我已是筋疲力尽了，胳膊上布满了一道道伤痕，像是皮鞭抽的一样，都已红肿起来。
我躺了一会儿，心想，可能见效了罢，可是当我再看着熊倪的图片时，还是喜欢，他那秀气的大眼睛，闪动着宝石般的光彩，使人有一种想拥抱的幻觉，我在心里咒骂自己，怎么这样没有出息？想继续弹下去，可我没有这个勇气了，也许，这就是勇士和懦夫的区别罢。
厌恶疗法不管用，还有药物疗法呢。
是不是体内雄性激素分泌不足呢？我想。
我查了有关书籍，说雄性激素对于男性，是极其重要的，促进和维持男性副性征和性功能，如果没有雄性激素，也就不能算是男性了。
我到药店里，买了一瓶甲睾酮片，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雄激素，也不管有没有副作用，胡乱用白开水冲服下去，正是病急乱投医了。
在我服下甲睾酮片时，我感觉轻松了许多，我想，用不了几天，我的病便会好了，因为体内雄性激素增多了，也就不会这恋那恋的了，精神也就会随之正常了，别说熊倪虎倪，哪怕潘安董贤投怀，卫玠宋玉送抱，我也会坐怀不乱，正襟危坐的。
我满怀希望期待着，奇迹会很快出现的。不是天助自助者吗？我已经尽心尽力了，尊敬的上帝，你也发扬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吧，既然你搞错了，也就可怜我等则个，知错必改，再给纠正过来吧。
晚上，我吃了个酒足饭饱——一段时间以来，我都是茶饭不思的。我服了雄激素，心里踏实多了，就好像华老栓给小栓吃了血馒头一样，药到病除，病自然会好的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那时，我洗心革面，要重新做人了。
想到这，我有些飘飘然起来，躺在宾馆的床上，遥控器一点，看起电视来，寻找到浙江的频道，此时正播放着旅游节目，不一会儿，介绍到虎跑寺，在声情并茂的解说中，优美的画面一幅幅展现在屏幕上，虎跑泉，滴翠涯，济公塔，罗汉堂……接着就是介绍弘一法师纪念塔。
弘一法师，也叫李叔同，我早听说过的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艺术大师和佛教高僧。
电视上介绍说，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，在书画、诗文、戏剧、音乐、艺术、金石、教育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。著名画家丰子恺、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。1918年，在他39岁时，突然抛弃俗世功名，离开娇妻爱子，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，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文化艺术界，
接着，播放了弘一法师写的《送别》歌曲：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
悠扬凄婉的乐曲，动人心魄，催人泪下。
为什么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会从赫赫朱门到寂寂佛门，从翩翩浊世佳公子到戒律精严的苦行僧？我想，这自有他的道理，不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。
第二天，我一大早去了虎跑寺，拜谒了弘一法师修行的禅房，墙上挂着法师的遗像，面容清臞，似喜似悲，简单的桌凳和禅床，仿佛看到大师当年晨钟暮鼓，青灯黄卷，静修悟道。
桌案上展览着一幅大师的绝笔，是四个苍劲的大字：“悲喜交集”。是弘一法师在弥留的时候，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墨。
我想，这四个沉甸甸的字，蕴含着每个人的一生命运，无论你是高贵者，抑或是卑贱者，没有一个人永远在喜，或是永远在悲，都是在悲喜交集中走完一生。
我以后的命运，是喜是悲？殊难预料。
病上加病（上）
厌恶疗法没有效果，药物疗法同样无效。
我连续服了几个月的甲睾酮片，除了感觉肝部不适和胃口恶心外，并没有什么效果。见了帅气的男性，依然喜欢，就是看到报刊杂志上的好看的男性照片，也常常浮想联翩。
喜欢归喜欢，然而，并没有付诸行动。那时，同性恋被认为是精神疾病，治疗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再去加重病情呢？只有把夥萸楦醒顾踉谛牡咨畲Α?br />
每当此时，我会强烈地思念志远，品味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聊以自慰。虽然我也意识到和志远的关系非同寻常，远远不是同学和朋友感情所能解释的了的，但我依然感觉我们的友情是纯洁高尚的，从来没有和书上说的什么变态、错乱相联系。
如果志远就在我的身边，我会毫无顾忌地去吻他，拥抱他，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，去倾诉我对他的思念，释放积压已久的情感。
如果说同性恋是另类的话，那么我和志远的感情，就是另类的另类。
我服了那么多的甲睾酮片，身体内的雄性激素，该是绰绰有余了吧？为什么这种恋男情结还是这么顽固呢？难道真的是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吗？难道已成不可医治的绝症了吗？
我感到悲哀和绝望，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，对治疗不再抱任何希望，干脆停止了服药，也不再进行任何的治疗。
可是，同性恋是精神病，是变态，这种阴影始终笼罩在心头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从此，天空成了灰色的，我的心情也成了灰色的，我的生活失去了欢乐和阳光，满脑子充斥着都是同性恋，双性恋，精神变态……
自我感觉低人一等，是一个不健全的人，甚至是一个丑陋的人，在痛苦和自责中艰难度日。
同事们的看我的目光，好像和以前也不一样了，似乎洞悉了我的秘密。他们在悄悄说话时，我也觉得与我有关，好像在说：“瞧，韩处长还是个同性恋呢？真没想到，精神变态！”
我好似惊弓之鸟，终日惴惴不安，不敢正视同事们的目光，他们有时和我开玩笑，我感到也是在嘲笑我。
我极力克制自己，在同事面前，强颜欢笑，掩饰内心的苦楚。我想，那笑也是极不自然的。
我把自己封闭了起来，专注于工作，埋头于学习，终日沉默寡言，只有投入于工作和读书时，才能暂时忘却烦恼。
长期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冲突，终于摧垮了我的身心。
本来身强力壮的我，健康每况愈下，经常出现失眠，头痛，疲乏和焦虑。晚上迟迟不能入睡，既便是睡着了，也是噩梦不断，常常在惊恐中醒来。
晚上休息不好，白天就无精打采，工作效率明显下降。同事们显然察觉出我的变化，关心地问我怎么了，我就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过去。
性功能也明显下降，好在宁莉身身怀六甲，还能应付过去。
宁莉这时已怀孕七个多月了，到医院做超声波检查，是双胞胎，我忧郁的脸上有了一些笑容，我快要当爸爸了！
家里的一切家务，我全部包揽了下来——尽管我疲乏无力，按照菜谱，变着花样给宁莉做好吃的，以保证充足地营养。我在宁莉面前，表现着男子汉的坚强，不能流露出任何的不快，不能让她为我牵肠挂肚。
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宁莉是一个弱女子，我作为她的丈夫，理应在各方面保护她，呵护她，用自己的全部力量，支撑起家庭这个小天地，这也许是中国传统的大男子汉主义在作怪吧？
宁莉她哪里知道，我才是一个可怜的弱者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。原有的疾病没有治愈，反而又导致新的疾病。
弱者，一般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帮助，祥林嫂命运悲惨，还可以向人们诉说，赚取老太太的几点眼泪，可是我又向谁倾诉满腹的悲戚呢？谁又能够理解我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