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缚，不得不以"犹抱琵琶半遮面"的尴尬和戴着脚镣跳舞的方式上下求索。
我说这些好像与作品主题无关，但一个人的命运、思想，乃至一切无不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。
不管你是想顺时代而行，还是想逆时代而动。每个人都离不开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整体背景。
文艺作品中人物的性格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、发展与变化的，与他所处的环境有机联系，密切相关。
只有适当地展现人物当时的历史、时代、经济、政治与文化交织的生存条件，才有可能理解人物的典型性格。
闲言少叙。
几年的大学生活，和安德、郑梅以及其他同学或亲或疏的交往，也使我受益非浅。可谓“三人行，必有吾师”。
安德真的充当起我的哥哥来了，他的嘘寒问暖，倒叫我有些过意不去。
安德和我一样喜欢音乐，经常哼着听不懂的小调，天生的乐天派。
他有时给我唱几首知青的歌曲。
安德说，在他知青的那个特殊年代，生活艰辛，精神枯燥空虚，就自编自唱一些歌曲，算是自娱自乐和渲泻一些情绪吧。这些歌曲五花八门，有的是自己编的，有的是移花接木，都是口口相传，地下流行的，因为这些歌曲被认为是“黄色”的，或者说是“小资情调”。
他曾给我唱过一首《惜别》：
“青春将残，
美梦难圆，
死后依恋依恋，
浪迹天涯背井离乡在鲁南，
人生多如梦，
恩爱总成空，
纵然今生难相见，
且等来世再相逢。”
安德在唱时，仿佛又回到知青时代，苍凉而悲伤。
他说，有一首知青歌曲叫<南京之歌>，作者是南京知青任毅，他曾为创作这首歌付出了十年铁窗代价。因为歌辞中有：“生活多么辛酸，你抛弃了我的理想”“未来的道路，多么艰难”及“金色的学生时代，已伴随青春史册，一去不复返”。被定为反动歌曲。
我很喜欢音乐，至今我经常用MP3欣赏流行歌曲，什么“老鼠爱大米”、“东风破”、“暗香”等，都是我百听不厌的。
安德在“大观园”商场，花了近三百元买了一个“熊猫牌”手提式收录机——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年的工资。这样的收录机在那时是属于稀罕物件。我们经常到校外清静的地方，收听电台或放磁带，这无疑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80年代初，思想、文化和其他各个领域还处于解冻时期，极左思潮还无时无处不在。1980年，李谷一的一曲《乡恋》使我们耳目一新。我们以前听的是革命样板戏，唱的是语录歌，乍一听到这样的歌曲，好似天簌之音一般。但因为李谷一使用了气声唱法，配乐中参照了探戈的风格，这就成了“投敌卖国”的罪人。报纸上抨击她是“黄色歌女”、“靡靡之音”、“亡国曲”；随之招致了严厉的批判。由于全国观众的要求强烈，才在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李谷一终于演唱了这首《乡恋》。
也是在80年秋天，在北京新星音乐会上演唱了由谷建芬作曲的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便广泛流传于青年人之中，但是，这首歌被某机构定为资产阶级音乐，要开批判会，要禁唱。结论是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创造这奇迹要靠谁？要靠我，要靠你，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。”都靠你们新一辈了，还要党的领导吗？这不明摆着是带领小青年走斜路吗？现在回顾起来，真是笑话！
我和安德把电台调来调去，也收不到什么好听的，无非是些歌唱革命事业的崇高内容的歌曲。安德不知从哪儿搞来一盘邓丽君的磁带，那悦耳动听的“何日君再来”、“在水一方”，如仙乐般潺潺流出，听的我和安德心旌荡漾，不知肉味。
邓丽君的歌曲甜美圆润，委婉可人，温情而伤感。那个年代，“邓丽君”三个字代表的就是“腐朽、糜烂”，代表着“靡靡之音”，根本不敢公开听。为此，安德以家中来人为由，跑到我的宿舍，钻进我的被窝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被窝里蒙头偷偷收听“敌台”，就是为了收听邓丽君的歌——当然是用耳塞了。我们戏称为“白天是邓小平的世界，晚上是邓丽君的世界。”尤其是“何日君再来”这首歌，不但委婉动听，而且容易使人伤感：
好花不常开
好景不常在
愁堆解笑眉
泪洒相思带
今宵离别后
何日君再来
喝完了这杯
请进点小菜
人生能得几回醉
不欢更何待
来，
喝完这杯再说吧！
在听歌的时候，安德紧紧抱着我，不时吻我一下。我偷偷对他说，你小子真会享受呀，五官四体并用，听着仙乐，怀抱佳人。安德低声道，我们快毕业了，毕业后，不知还有机会和你在一起吗？“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？来，亲你一口再说吧。”
如果说我对志远是爱恋的话，我这时对安德有一种心理上的依恋。安德豪放爽朗，不拘小节，他快乐的性格也时常感染着我。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使我深受感动。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朵万朵兰花开”。“黄歌”不让听，台湾的校园歌曲乘虚而入。《兰花草》这首台湾的校园小调在校园流传开来。同时，《踏浪》、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童年》、《乡间小路》等校园歌曲，被同学们挂在嘴边传唱着，这些歌曲轻松、欢快、幽默和有一点点感伤。接着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，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。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，可以说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的爆发和直接的释放。
欣赏音乐成为我和安德学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那快乐的感觉真是难以名状。
有一天晚饭后，我和安德在校园外一片小树林里听着歌曲，安德对我说：“你看近来我们的新教务主任经常到我们班去吗？”
“这有什么？人家是教务主任，各班巡视一下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“不是为这个，是事出有因。”
“什么因？”
“我们班的郑梅攀上高枝了，她要成为我们教务主任的儿媳妇了。”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安德笑了，“你大惊小怪什么呀？与你何干？我详细告诉你吧，这位新调来的教务主任，和郑梅她老子是同学，他有个儿子已经参加工作了，听说在一个不错的机关单位，他相中郑梅了，他两家本来是同学关系，互相都满意，所以一拍即合。”
我闻听此言，好久没有说话。我对郑梅本来没有抱多大希望，她是大城市的人，家境又好，而我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农家子弟，可谓门不当户不对。应该说郑梅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儿，是个才貌双全的淑女。她选择一个各方面条件好的对象是正确的。我应为她祝福。可我毕竟对她是有好感的，在我们的交往中，我也感觉出她对我也是有意的。虽说我对她没有多深的感情，但听了这个消息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
“好了，不要难过呀，我的弟弟，我知道你们是有感情的，你们四年来，在一起办板报，跳交谊舞，配合那么默契，俗话说，日久生情吗？不过人家各方面的条件，我们是不能比的，不是说人往高处走吗？”安德紧挨着我，温情地安慰我。
这时，录音机里正放着邓丽君的《在水一方》，歌曲委婉飘逸，我不禁随着低声唱起来：
绿草苍苍，
白雾茫茫，
有位佳人，
在水一方。
我愿逆流而上，
依偎在她身旁。
无奈前有险滩，
道路又远又长。
我愿顺流而下，
找寻她的方向。
却见依稀仿佛，
她在水的中央。
唱着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一九八二年夏
